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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实名制,甫一推出就注定了不讨好的命运。11月21日,重庆南开中学和巴蜀中学先后公布了校长实名推荐学生参加北大自主招生考 试的名单,入选的学生毫无意外都是最近几次考试中的前一两名。两校和南师附中一样,同样陷入了分数决定论的质疑中。(11月22日《重庆晚报》)

人们更希望校长们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推荐偏才、怪才上北大。然而,综观重庆南开中学、巴蜀中学和南师附中,校长们推荐的学生,似乎还是分数优胜者。甚至有人认为,这些学生即使校长不推荐,也能够考上北大,这是对指标的浪费,更体现了分数无处不在。

此时,北大乃至拥有推荐权的校长们其实很为难。一方面,公众希望推荐能够公正;另一方面,公众又希望能看到偏才怪才被推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方面存在矛盾。所谓的偏才、怪才,其实蕴含着浓浓的主观因素,人的认识是有差别的,一部分人认为的偏才、怪才,在另一部分人眼里,很可能只是废才、庸才。这几年高校自主招生,把一部分某方面有特长者招进学校,就曾遭遇了反对。这说明,民意是存在变量的。在偏才、怪才缺乏考评标准的现实下,校长们真要这么做,估计又会被舆论猜测为不公不正。

更让校长们感到憋屈的是,谁说这些推行出来的高分学生就是低能?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高分者可能低能,但高分者未必都是低能。无论是南师附中推荐的学生,还是重庆南开中学和巴蜀中学推荐的学生,这些学生都很优秀。我们总不能因为他们的分数高,所以就要剥夺他们的被推荐权。真要这样做,那也绝对称不上公平公正。我们更应理性看到,所谓偏才、怪才其实可遇而不可求。明明学校没有这样的人才,却非要降低标准、迎合舆论,这似乎也不是理性的做法。

不能为推荐偏才而推偏才,一个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的学生,他能够考到高分,无论如何这不是坏事。对于北大中学校长推荐制,我们更应该持理性的态度,只要推荐出来的学生确实优秀,只要真正做到过程的公正公开,那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又有什么话有必要说?何况这是推荐制度探索的第一年,第一年的公平公正远比什么都重要。而我们希望的偏才怪才,可以在以后的岁月中去慢慢培养,慢慢去寻找。在能够服众的偏才怪才出现之前,把指标给这些优秀学生,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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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推荐什么样的学生,完全有自主权,是推荐全才还是偏才,校长自有定夺。但既然北京大学给了校长充分的自主权,在当今偏才怪才很难进入高校的现实环境中,校长何不多一点伯乐精神呢?

南师附中王占宝校长要举荐给北大的学生叫匡超!匡超目前正在接受“公示”,成为江苏校长推荐上北大的“第一人”(详见今日本报A15版)。

匡超确实超牛!有多牛,且看:

在同学眼里,文科生里他理科学得最好,理科生里他文科学得最好!好学生有三种:一、平时学习成绩好;二、学科竞赛考得很好;三、学生活动能力强。一般来说,能做到其中一点就很不容易了,匡超三样都很厉害。

在老师眼里,从学校三年来学习成绩跟踪下来的结果显示,他是年级第一;是班长,性格很阳光,搞活动能力强;有竞赛特长,高一时就获得南京市英语电视口语大赛一等奖;2008、2009年都拿到省物理竞赛一等奖,今年获得了保送资格;2008年省数学竞赛三等奖、2009年又拿了二等奖!

通过这些人不遗余力地描摹,匡超简直完美得无懈可击。

但是,这样的人还需要推荐吗?推荐这样的学生还有意义吗?如此完美的人即使不推荐,难道考北大、清华还不是小菜一碟?进一步说,对这样完美的学生,完全可以面试入学,北京大学应该求之不得,还需要占用推荐的名额吗?

再说,根据校长推荐制的条款,被推荐的合格者将直接进入面试,面试合格者在高考录取时将享受北京大学一批次录取线下降30分录取的政策。而事实上,匡超今年已经获得了保送资格,如此一来他就不需要参加高考,也就无所谓降低30分录取了,正如匡超自称:“我也是才知道自己被校长举荐到北大,因为我有保送生资格,如果举荐成功,我可以免笔试直接参加北大1月份的面试,只要面试通过我就可以早日圆梦了。”这样一来,校长推荐制的这一条款,也就失去了意义。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也自主招生过。比如,吴晗的数学虽然是零分,但因为文史、英文均是满分,被清华录取;无独有偶,钱钟书的数学只考了15分,但英文考了满分,同样被清华录取。这两个人是偏才、怪才,与“文科生里他理科学得最好,理科生里他文科学得最好”的匡超相比,简直逊色太多,但这样的偏才被特录,显然更有意义。否则,吴晗和钱钟书就很难考上清华。

当然,校长推荐什么样的学生,完全有自主权,是推荐全才还是偏才,校长自有定夺。但既然北京大学给了校长充分的自主权,在当今偏才怪才很难进入高校的现实环境中,校长何不多一点伯乐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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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师附中王占宝校长要举荐给北大的学生叫匡超!记者昨天在南师附中公告栏看到,该校高三(1)班的学生匡超已经确定为学校即将举荐给北大的人选,目前正在接受“公示”,成为江苏校长实名推荐上北大的“第一人”。(11月19日《扬子晚报》)

近期,中学校长实名推荐上北大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媒体热烈讨论。笔者注意到,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是这一做法能不能加重教育不公平。但是,不管如何争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上北大的工作并没有停顿,在教育部从官方的角度表示鼓励北大试行推荐制,称这是有益探索后,江苏首先产生了中学校长实名推荐上北大的人选,中选的学生被称为超级“牛人”。笔者认为,不应该给推荐上北大的学生贴上一些耀眼的“标签”。

曾几何时,高考状元成为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争夺的对象,有的大学为了把各省的高考状元收入囊中,派出招生老师在第一时间亲自与状元见面,并承诺给高额奖学金等优惠条件。每年名牌大学都会公布本校录取了多少名高考状元,以此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与名牌大学同样青睐高考状元的还有各类媒体,媒体总会挖掘一番高考状元的学习方法、兴趣爱好甚至家庭背景等等,送给高考状元许多光环,高考状元一时成为媒体“上榜明星”。

但是,近年来人们对高考状元能否成才产生了质疑。《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指出,高考状元毕业后大多“销声匿迹”,仅十分之一状元职业“有案可查”,高考状元毕业后的职业发展状况与当初所受到的关注和期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说明,一个人在高中毕业时学业优秀,并不一定到大学仍然优秀,更不能保证步入职场后继续优秀。而那些没有高考状元头衔的人,也不一定就不能成为拔尖人才。现在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基本上都没有高考状元的光辉历史。

对高考状元的培养并没有使名牌大学产生多少成就感,所以大学自主招生走上了舞台,目的是通过推荐、笔试、面试等诸多环节,招收一些全才、奇才、怪才。在此不想讨论这种招生方式如何,笔者想说的是,通过这种方式选拔的学生,日后就一定会成为栋梁之才吗?名牌大学的口号都是为世界培养领袖人才,也就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但是,一个人成才有许多因素,在中学毕业时品学兼优,只是成才的一个基础条件,如果认为通过中学校长推荐上北大的学生就一定会成才,也会犯当年对高考状元期望值过高的错误。

因此,笔者认为,对中学推荐上北大的学生不要过分关注,更不要妄下结论,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这样也许更有利于他们日后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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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自主招生试点中学校长推荐制,话音方落,江苏、湖北就出炉了人选。

江苏南师附中的匡超“进校时成绩第一,现在还是成绩第一”,湖北的4名推荐生,“成绩突出且非常均衡”。由于被推荐的都是年级数一数二的牛人,可谓众望所归,不会引起任何争议。对如此出类拔萃的学生,等着挑刺者左看右看横看竖看,都看不出任何跟背景、权钱交易之类有关的腐败嫌疑。

公示制的推荐,打破了以往的保送暗箱,众目睽睽之下,谁也不敢造次。“选拔试点第一年以稳为主”,南师附中的说法代表了众多中学的心声也许就是北大的授意——宁稳勿乱。把好事办好,不给舆论见缝插针的机会。

然而,大家还是有话要说:“走了以成绩论英雄的老路”“有违推荐制给不会考试者以机会的初衷”,认为推荐优生是浪费名额。

不错,大家都期待着不拘一格降人才,也念念不忘老北大清华破格录取罗家伦、钱钟书、吴晗、钱伟长诸多奇人异士的佳话,但睽诸今日的教育现实与北大推荐的前提,就当知这样的理想是基于怀旧下的一厢情愿。

其一,推荐的学生只是获得面试资格,并非免试入学,只是可以在北大的分数线内降30分录取。北大的录取线都是高出各地划定的重点线数十分的,就是降30分也意味着该生的高考分数必然过了重点线。能考过重点线的学生,再偏也偏不到哪去。

其二,数学零分而作文满分,那是旧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国士大夫式的传统教育历来重文轻理,以饱读经史子集为治学,不是罗家伦他们学不好数学,估计是没重视。现代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讲究均衡发展,正规化的教育下,某一科考零分的基本不会出现,除非是没条件学习这些科目的偏远地区学生。而获推荐权的省城名牌中学,招收的都是优秀生源,严重偏科的学生根本就进不了校门。

时易势移,指望面向重点中学降30分的推荐制能网罗到让人眼睛一亮的钱钟书式学生,本身就不现实。拿70多年前的例子来观照现今的大众化普及教育,无异于骑驴找马。

况且,偏才怪才也没得个标准,蒋方舟引起争议就是一例,谁能保证不会以“偏才”之名去塞庸才之实。推荐优生至少保证了公平。

对偏才怪才,应是积极发现引导,以不拘一格的宽容给以一席之地,体现的是伯乐一样的见识,而不是按图索骥,抱着“梅以曲为美”的病态思维去作畸形的培养。如果以为偏科的就是偏才怪才,就可以上北大清华,这只会起到东施效颦一样的误导,“指挥”社会按这个标准来育人,只攻一点不及其余,反与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背道而弛。

“北大所说的偏和怪决不是一般的突出,如果一个学生仅一门特别强,其他都相当弱,这个人才首先就是不健全的,在如今各种知识互相交汇融合的时代,今后的发展肯定会遇到问题。”南师附中副校长周俊的这番话很有道理。

再说了,北大是一所综合性大学,某一科特别强的学生,其实都有相应的专门学校出口,如美院,音乐学院,外语学院,反倒是不必非上北大不可。

有限度的推荐制注定了难以遛出千里马,如果真是不拘一格,就面向全体中学生,也不要那降30分的恩惠,这样的大开大放之下,或许能带来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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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师附中迅速“出炉”了“校长推荐上北大”的第一人——该校高三(1)班的匡超(11月19日《扬子晚报》)。

不得不佩服南师附中的神速!我想,南师附中校长所以如此神速地推荐,可能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是匡超太优秀了,众望所归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其二,为了回应质疑。这个制度在公平和防腐上引起的质疑几乎让人吃不消,尤其是有推荐权的校长,成了公众怀疑的焦点,南师附中校长可能是想借这个实际行动向心中打满问号的舆论传达自己的推荐标准:我这样推荐学生,推荐这样的学生,你们还会不放心吗?

南师附中校长敢于这么快确定人选,就是因为在被推荐者必须授受舆论如此苛刻审视的情况下,校长推荐确实很难腐败。

公开和透明,一切都必须拿到台面上来接受公开评点和众议,接受无数双眼睛最苛求的审视,这是校长推荐制的核心所在——如果不是看到现实中的校长推荐,而仅仅是在逻辑上盯着“校长推荐制”那些抽象上的漏洞,是看不到这种效果的。这就是南师附中这次神速的推荐让我们看到的东西。

许多人曾质疑北大的这个制度:你的推荐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标准掌握在校长手中,一切由校长评判,很容易滥用。

标准,标准,我痛恨这个词。在既有的高考指挥棒下,一旦设立个什么标准,很快就会异化成一种应试指标,师生都会围绕这个标准而努力,结果又回到了应试的老路上。高考改革,破除应试之弊,就是为了革“标准依赖”的命。评价的权力不是由那个“工具化的标准”所主宰,而是由教育家、教育者、懂教育的人。

在提拔推荐人才的问题上,我们很热中于“硬杠杠”,喜欢说“不能用客观的指标和公认的数量进行衡量,那如何避免腐败呢”?这纯粹是静态和僵化地看待标准,其实,虽然没有一个公认的、量化的、硬杠杠式的标准,但在一种公开透明的体制下能经得起公开的评点和众议,那就是一种最权威、最好、最符合教育规律的标准。就像南师附中这样,看上去是校长在按自己的标准推荐学生,其实不然,因为推荐之名单得拿到阳光下接受最苛刻的审视,这种压力下,校长必须尽可能按公认的标准去推荐,让他的推荐无可挑剔,让推荐无可争议。

是的,是校长在推荐,但公众的眼睛却左右着校长的手,迫使其必须经得起公众评价,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真正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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