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贵州毕节七星关区4名留守儿童服毒自杀事件后，其母任希芬已经被警方找到，现已回到毕节处理善后事宜。她在接受采访时叹息：“愿我家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而这样的悲剧却再次发生。近日，发生在毕节纳雍县勺窝乡中心村的“留守姐弟被害案”，两名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对警方承认，姐姐张云钰死前曾被两人性侵。非但如此，同村人还爆料，张云钰去年曾遭同村一位60多岁的老人性侵，后对方以三万元“私了”。

两起案子，六名留守儿童。在他们离世后，唯有媒体的几篇报道成了他们活过的记录，这短暂的人生令人不忍卒读。遥远的父母、薄凉的人情、艰难的生计、内心的恐惧，还有那些随时可能出现的侵犯，如同危石压顶，让他们只能在夹缝中苦苦求存。

我国的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正在形成一个大规模流动的社会。一旦进入这种高流动，靠政府包打一切的治理方式就会明显变得被动和乏力。因为，这种治理的有效性建立在人群和业务都能简单分类的基础上，无法对微观性、细节性和不断流动变化的问题进行跟踪，也没有能力对每个家庭的问题进行具体的记录和帮扶。这个工作，应该由大量成熟的民间组织、社会组织承担。

国外的儿童保护工作有很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以美国为例，在政府架构中，联邦政府一级负责制订规划和方案，提供资源，监督、评估各州执行情况，州政府也专设负责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的行政机构，但到了最基层，处置热线电话、咨询服务、紧急居住服务、临时托管服务、药物滥用治疗、家庭暴力干预的任务，还是由大量公私组织共同完成的。但这些组织，恰恰是我们所缺失的。

纵观这几起事件，在舆论如此严厉的逼视之下，留守儿童问题可能已成为当地最大的“政治”，相关政府部门不可能不尽力。当地留守儿童关爱基金已建立了三年，事故责任人惩处也非常严厉，由一把手牵头召开的关爱留守儿童会议，更在不断强调“知耻后勇”。然而，问题仍然不断跑在治理前面。社会弱小、社会组织弱小的治理空白，最先从毕节这块贫困的劳动力输出地暴露出来。

留守儿童问题在一个地方的接连出现，是当前我们社会存在的问题的局部展示。它暴露了两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政府部门的传统设置已难应对转型社会的动态，而社会组织发育的迟缓，更难填补治理空白。而这种失效，会最先从社会的两端——儿童和养老问题上不断展现出来。对此，包括政府部门、基层自治组织、家庭、学校在内的全社会都应该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协同参与，共同找到破解问题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