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高中校长莫振高用微薄的工资资助近300名贫困生，让他们进入大学；先后筹集3000多万元善款，资助1.8万名贫困生圆了大学梦。他说:“帮一个贫困生，就是帮一个家庭！” 3月9日，这名“化缘校长”辞世。无数人在微博等社交平台纷纷表达了自己十分沉痛的心情。都安学校的学生自发举行“停电”仪式，数十间教室同时熄灯，时间长达3分钟，他们这样做只为莫校长默哀3分钟。

这名校长一心为学校、为学生的精神令人敬佩，但是，对“化缘校长”的关注，不应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还应思考另外两方面问题，其一，当地政府是否依法履行对教育的投入、对贫困生的救济责任；其二，作为办学者，向社会募集办学经费，是“分内”之事，还是崇高的道德行为？

在笔者看来，如果政府没有保障教育投入，迫使办学者“化缘”办学，这需要追究政府责任。与此同时，还应以新的校长职业化的观念，来审视校长的职责。作为职业化的校长，参与社会活动，为学校寻求更多合作机会、募捐资金，应该是分内事，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额外工作。

保障贫困学生求学，首先是政府部门的责任，不能把解决贫困学生的困难，交给学校和校长。广西作为西部省区，从2009年起，开始设立普通高中助学金，对全区4万名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这是政府履行救济贫困生责任的重要措施。因此，如果在2009年之前，都安高中的贫困生靠校长“化缘”救济，是因政府没有相应投入的结果，那么，在2009年政府设立高中助学金之后，就不应该再由学校想办法救济贫困学生。

一所学校的办学经费，应该由举办者（公办学校举办者为政府部门）保障，办学者在举办者保障基本的办学经费的同时，还需要从学校更好发展、学生更好成长出发，拓宽学校的办学资源，寻求与社会机构的合作，获得社会机构、社会人士、校友的捐赠。像公办高中和大学，在国家设立国家助学贷款、政府助学金的同时，可以争取企业、企业家、社会人士、校友在学校设立助学金，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助学渠道，可以与企业和社会机构合作，在学校建图书馆、实验室、生活中心，改善学校办学环境。简单地说，就是在财政拨款保障教育投入的同时，学校必须拓宽办学资源，不能单靠财政拨款。

在国外有的公立大学，财政拨款也只占学校办学总经费的50%左右，其余的由学生学费、校友捐赠、社会募捐、学校经营所得。公办高中也类似，学校在获得政府拨款的同时，还拓宽办学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而针对学校向社会募捐，整个社会也建立规范的教育慈善制度，形成良好的教育慈善风气。社会机构、个体向学校办学进行捐赠是十分正常的，不会给人学校是在“化缘”，社会机构、个体是在“施舍”的感觉。学校为获得更多的社会捐赠，还会组成专业团队，联系社会机构、企业家、校友。

在这方面，我国的大学近年来刚起步，但离专业化、规范化，还有很大差距。有的高中也开始重视社会募捐，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的认识，因此，社会多以道德视角而非职责角度来看校长积极募捐的行为。再就是，我国学校社会募捐都与缺乏资金、贫困联系在一起，似乎学校办学资金充足，就不需要社会募捐，可在国外，一些办学资金充足的世界一流大学，照样十分重视募捐，从学校获得社会募捐额看，哈佛大学的校长可谓最大的“化缘校长”。

政府保障投入和学校拓宽资源，是不矛盾的，两者不可替代——政府部门不能因学校拓宽资源，而不履行投入、保障责任，学校也不能全部依靠财政拨款，寻求社会合作和社会募捐，是学校办学的常态，也应该是职业化校长的职责之一。如果这两方面责任清晰，也就不存在“化缘校长”一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