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彝良农妇梁永兰，因在温家宝总理视察地震灾情期间，跪访反映征地问题，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于19日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20日在保释下获提前释放。

彝良县公安局出具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称，梁永兰等人的跪访行为，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和恶劣社会影响。然而，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几名跪访人员并没有过激行为，总理也耐心倾听了民众想法，作出答复承诺，场面趋于缓和。很难理解，当地政府是如何作出严重、恶劣的判断？退一步说，如果情况确实严重、恶劣，怎么会等到事情过去了两个多月，才缓缓作出处罚决定？

据悉，面对外界质疑，昭通市公安局已经成立调查组，专门对该行政拘留规定是否恰当进行核查。无论核查结果为何，至少拘留决定的公正性有了被进一步认定的可能。

公众不太明白，明明是普通的跪访行为，为什么可以定性至非一般的高度，行政处罚决定文本给出的解释也不足以让人信服。然而，这样的行政处罚是不是闻所未闻、格外特殊呢？平心而论，并不如此。

在梁永兰被拘的同一时间段，有兰州妈妈进京探子被遣回老家劳教的消息，有重庆“村官”任建宇被撤销劳动教养的消息。往更早以前追溯，有永州妈妈唐慧、重庆“一坨屎”案的方洪……后述事例时常与劳教制度的讨论联系在一起。而放在公民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维度上，梁永兰事件与劳教诸事件本质上无异。它们的背后，表现出的是当今中国各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约束权力虽有观念上的共识，但权力依然具有滑向失范的惯性。

任建军重获自由之初，有人认为这是一次“拨乱反正”，彰显正义的回归。甚至有人把包括方洪案在内的多起类似案件“合并”认识，界定其为特殊地方、特殊时期的暂时混乱。不过，仅从上述几件受到全国关注的其他事件来看，这种说法显然无以立足。也就是说，伤害公民权利，限制公民自由的情况，并不是某个地方才有的独特现象。

随意限制剥夺公民自由，最近被激烈诟病的是劳教制度，认为这一脱离法律框架的制度是权力可以滥使的主要漏洞。劳教制度确实需要改革，但权力独大的局面不发生改变，没有劳教制度，权力依然会找到其他方式，在一些个案中，甚至可以看到，合法的伤害也并非不存在，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可能在于权力无法再不需依据地“暗自”作出决定。于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已经事件中，一些荒唐的说辞、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残缺的证据链逐一出场，一些荒谬的行径扣着“依法”的帽子。不能说权力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也无法说权力变得更加胆怯，只能说世道人心在变，而权力的转变远远跟不上这个步伐。

梁永兰或许可以在未来的核查中收获属于她的公正，但它并不能改变权力宰制的格局，甚至可以说，这份公正的完成最终来自权力内部。能够适时纠错，说明社会的压力机制在初步形成，也说明权力仍然有校正自我的能力，这是国家进步的希望。当然，我们更希望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个案的纠错，形成整体上、制度上对权力的实质约束，减少权力犯错的机会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