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样的制度设计和机制安排，现在似乎越来越抵挡不住现实状态的重力撞击了。

如今不少法院内部“行政化”程度日益加剧，审级关系出现严重变异，不直接审案的法院领导，常常会凭借手中的行政权力，以政策把关、业务指导或者群众关切、舆论关注等理由，非程序性地介入案件的讨论并发表“指导性意见”，有的甚至直接下达断案的“指令”。上级法院的某些领导有时也会“提前介入”案件，参加案件“协调”，发表倾向性意见，大有把二审终审改为“一锤定音”的架势。其合法性，以及背后的于公于私、利益倾向，也确实让审案法官深感困惑，是非难辨。不少法院院长、庭长参与“研讨”案件，施加影响，以“案”谋私“出事”，大多都与这样一种“行政化”体制和越权“过问”案件的情况有关。

至于司法机关内部的“大而全”，其实由来已久，除了司法事务之外，法院、检察院领导还要负责建房、修楼、招标、采购之类的事，“行政”事务性质更为明显，由此“出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

由此看来，当务之急是要遵循司法规律，弱化乃至于彻底改变法院内部对审判事务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依法还权于合议庭和审案法官，在增强对案件法官信任度的同时，加强对其审判权运用的法律程序性监督，逐步铲除以“案”谋私、权钱交易的体制性土壤。

（作者系著名法律学者）